应当理解，当这些热资从银行借贷出来进行投机的时候，利率和时间都在不断地提高这笔款额的成本，而当这些成本高的足以或近乎同利润空间相抵消时，谁又愿意做一桩亏本的买卖呢？而我们所要做的仅仅是在一定程度上的钝化同美元波动中的不稳定因素。

第二，推进以公共需求转型为主线的社会体制改革，着力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矛盾，为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扩大国内消费需求提供社会动力。第三，推进以政府转型为主线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努力实现公共服务型政府建设的重大突破，进一步形成中央与地方的合力，政府与市场、社会的合力。

第二，推进能源价格形成机制改革。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已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其次，低碳经济之所以超出了环境保护的范畴，是因为低碳经济不仅仅是一种生产的约束条件，更是一种现代生产方式，这点十分重要。从2009年的情况看，前三个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5.1%，但在7.7%的GDP增长中，投资贡献(7.3个百分点)仍然大大高于消费贡献(4个百分点)，以消费为基础的经济增长内生动力明显不足。第三，政府自身建设与改革的突破，关键在于通过政府转型形成规范的公共权力行使的制度框架。

另一方面要确立以发展方式转型为主线的改革总体思路，并按照这一总体思路推进结构性改革：第一，推进以经济增长方式转型为主线的经济体制改革，进一步释放转变发展方式的活力，使经济增长由政府主导的需求平稳过渡到市场主导的需求上来，强化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三、弥补公共产品短缺的投资趋势从生存型阶段进入发展型阶段，伴随着从私人产品短缺时代进入公共产品短缺时代。于是，经常出现的情况是，基础设施完备的工业用地仅以成本价甚至是所谓的零地价出让给投资者50年。

只有通过土地制度改革，允许农民直接与制造业用地者直接谈判用地补偿水平，才能遏制工业用地的零地价，乃至亏本出让局面，才能遏制目前沿海欠发达地区和内地大量城市大建工业开发区的热潮，也才能够逐渐消除我国经济中的过剩流动性。温总理特别强调，本届政府有决心使房价保持在合理价位。那么，导致目前房价高涨的结构性和体制性原因到底是什么？归结来说，是在整体经济流动性极度膨胀的同时，住宅用地被人为地过少供给。如前所述，各地为工业招商引资不惜压低地价。

但如果时间周期长一些，2003年之后的货币投放主要是因为中国过多依赖外部市场的经济发展方式，积累了巨额的外汇并造成国内的货币投放。说很难，是因为我认为目前的政策措施，并没有从根本上消除导致房价高涨的体制性原因。

其次，也是更重要的，可以在目前10个城市已经试点和空转运行的基础上，全面开征物业税。进入 陶然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房价 。而这种增长方式的背后，可以追溯到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地方政府在财政压力之下，开始逐渐以低地价、低劳动保护和低环境保护的方式，压低制造业部门的关键生产要素价格，进行大规模的工业招商引资，创造出了制造业产能过剩。他指出，本届政府要采取多种措施，包括增加住房供给、增加保障性住房、抑制投机性和投资性住房等多种手段来解决房价过快增长问题。

我们自然会观察到，与商住用地过少供给，形成局域性卖方市场不同，工业用地由于各地投资竞争而形成全国性买方市场，结果是工业用地过多供给、价格奇低，工业园区过度扩张，用地极为浪费。2月27日，温家宝总理在与网友的在线交流中花了很长时间来谈房价问题。实际上，由于房地产行业是一个主要为本地消费者提供住房的服务行业，属于非贸易品的服务，地方政府就可以利用其对本地商住用地一级市场垄断的权力，构建一个住宅用地的局域性卖方市场，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各地地方政府总是通过设立土地储备中心来控制商住用地的供地规模，并同时以招、拍、挂方式高价出让住宅用地的原因。而之所以还有一个但是，是因为只要能够找到这些体制性原因，并对症下药，就完全可以在确保房价稳定甚至下降的情况下，不对经济带来过大负面影响。

特别是考虑到物业税本身就可以抑制房地产投机，从第二套房开始征收物业税就更有必要。因为这种改革实际上是要根本改变地方政府目前通过土地财政来经营城市的发展模式，而改革却又必须要调动地方政府的积极性。

笔者相信，如果本届政府可以切实推动上述土地、财政配套改革措施，就可以实现温总理让房价保持在合理价位的愿望。这就找到了从治本之策上调控房地产市场的路径。

当过多的货币去追逐特定的、因人为操纵而缺乏供给弹性的商品时，出现泡沫就不可避免了。过多的货币，短期有货币信贷政策的扩张因素，尤其是2009年。与住宅业供地过少的情况相反，中国的工业用地供给却过多。只有通过土地制度改革，才能够改变目前地方政府一方面浪费性用地大搞工业开发区、另一方面过少供地带来商住用地价格飙涨的不可持续的发展模式，才能够彻底改变我国城市建设用地结构中工业用地和商住用地比例极其不合理的局面，也才能够从根本上改变目前因政府大规模征地而带来的社会矛盾。当物业税和土地增值税成为地方政府的主要税源之后，中国就可以逐渐远离以土地出让金为城市建设主要资金来源并带来一系列扭曲的土地财政困局。从根本上讲，要消除导致房地产泡沫形成的条件，就不仅必须改变地方政府垄断、高价供应商住用地的局面，也要彻底改变因工业招商引资竞争而带来的产能过剩、贸易顺差和流动性过剩的情况。

实际上，中央政府完全可以在允许集体建设用地入市的情况下，给予地方政府抽取相应土地增值税的权力，让地方政府分享部分因城市经济总体增长和基础设施改善所带来的土地增值收益。而要实现上述根本的改变，就必须要进行土地制度和财税制度的配套改革。

在2003年前后的一波工业开发区热潮中，各地制定的招商引资政策中几乎毫无例外地设置了用地优惠政策，包括以低价协议出让工业用地、按投资额度返还部分出让金等。为此，需要通过配套的财税体制改革来充实地方政府税源，补偿其因改革后土地财政模式无以为继所带来的损失。

考虑到本届政府大概还有3年完成任期，要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切实实现温总理提出的使房价保持在合理价位的目标，现有的各种政策措施是否足够？我倾向于给出一个很难，但是……的回答。上述改革说起来很容易，但要真正做起来却非常难。

只有通过土地制度改革，允许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直接进入城市商住用地一级市场，允许农村集体在城市规划、土地规划到位的情况下进行商品房（包括产权房和租住房）的开发，也才能够改变目前地方政府垄断、过少供应住宅用地的局面我想探讨的问题是：为什么中国自1979年改革以来，能取得这样非凡的成就？为什么在改革前的30年里中国没能取得类似非凡的成就？为什么其他进行改革的社会主义经济体或非社会主义经济体，无法实现类似的成就？我们能否从中国的发展和转型中归纳一些经验，供其他的发展中国家参考以实现类似的经济发展？ 关于第一个问题，我们知道自工业革命以来，任何经济的持续增长都依赖不断的技术创新与产业结构调整。在过去的30年中，中国的经济发展成就非凡，只有用奇迹才能描述这一成就。增长又逐步为中国改革那些没有比较优势的行业创造了条件。

观察中国在1979年后的增长轨迹，能看到中国是利用了后发优势，降低了创新成本，并逐步实现了目标——技术升级、产业升级、社会与经济体制升级。（作者为全国人大代表、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副主席、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兼高级副行长） 进入 林毅夫 的专栏 进入专题： 中国奇迹 。

中国在如此短暂的时间里就为全球减贫事业做出了最大的贡献。私营企业的进入与外商直接投资会带来一个动态进程，来逐步改革那些老行业。

中国1949年开始进入现代化进程，是一个后发国家，具有后发优势。因此，中国能同时实现稳定与强劲的增长。

另一方面，中国在自己具备比较优势的行业如劳动力密集型行业里放开行业准入。但中国认识到了这一点，采取了一种双轨制方式。这样中国逐步迈向了市场经济。我认为它们也能够在转型过程中取得成功。

通过这些手段，政府的确可以建立起优先发展的行业，但是整个经济的资源被错配且激励机制被抑制。我希望，这就是中国能够贡献给世界的，那就是对现代化挑战的理解，对转型与改革挑战的理解。

并且，如果立即把这些扭曲手段取消，那么这些优先发展行业很快就会瓦解。因为新中国第一代领导人是革命家，希望将中国迅速转变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国家，试图在农业经济的基础上，建立与高收入国家相似的资本密集型行业或技术密集型行业。

而农业经济的禀赋是劳动力富集但资本稀缺。在一个开放与竞争的市场中，这些行业不具自生能力，所以政府通过各种各样的价格扭曲手段，保护、补贴它们，这些扭曲产生了短缺，政府又利用各种行政分配手段为这类企业动员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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